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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们照样靠挖野菜啃树皮籍以度日。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那时的队长是我们的二表爷爷，他这个人心地善良，一向为人正直，眼看着村里的大人小孩将要被饥饿夺去生命，偷偷地在深更半夜里将生产队的仓库打开，把生产队的红薯窖掀开，私分了队里的部分麦种、稻种、红薯种。
在那时一旦有人告发，那是要坐牢的，甚至有杀头的危险。
直到现在，每当村里的老辈人念叨此事时，我不禁对早已作古的二表爷爷肃然起敬。
同时也为乡邻们的守口如瓶的团结精神而折服。
正因为有了二表爷爷的壮举，我们村里才没有饿死一个人，创造了方圆几十里难得的没死一人的奇迹。
由于我家在解放前是自给自足的中农阶层，常常接济别人已成了祖母、母亲和父亲的传统美德，姨父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祖母送了一袋麦皮给他，他们和着野菜度过了难关；表姐夫上水利饿得奄奄一息祖母送了一袋红薯给他，在这极度艰难的岁月父亲又收养了已经沦为孤儿的三表姑。
这些人都是知恩图报之人，后来在文化革命给予我家无私的援助。
三表姑是祖母娘家唯一的一条根。
祖母娘家姓黄，只有一个哥哥，是一个风水先生，为人家看了一辈子风水，可惜没有看好自家的风水，父母早亡，自己也早早撒手西去，留下妻子和独苗闺女，后来妻子改嫁一个李姓人家，五九年腊月夫妻两个又被活活饿死。
三表姑的母亲蒋氏原配丈夫姓杨姓名不详，生有两女。
不知何故改嫁到三表姑的父亲，也就是祖母的哥哥，生下三表姑取名玉珍，连同杨姓的两个姐姐排行老三，所以我们称她为三姑。
三姑的母亲和继父死后，杨姓的两个姐姐草草出嫁，剩下三姑和李姓的两个弟弟沦为孤儿四处流浪，我好心的父亲和母亲把三姑领回家和我们一道生活，这样本来早已家徒四壁的生活就难上加难了。
五九年的寒冬腊月就这样在人们倍受煎熬的挣扎中艰难地度过，然而万物复苏的六0年春天所有中国人的命运却没有半点好转，饥饿仍然如同一根无形的绞索在紧勒着人们的脖子，而且是越勒越紧，同饥饿搏斗是所有中国人也是我们一家的主旋律，只是不同的是父亲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又开始官复原职了，但是这仍然没有改变我们挨饿的命运。
那年春节刚过，大姐领着我到邻村的一块胡萝卜地里寻找收漏的胡萝卜充饥，一同去的还有同村的其他儿童一共不下十人。
那时我刚过六岁生日，在一群小孩中我的年龄最小，个头最矮，身子最瘦。
我们一群小孩一到地里犹如一群饿狼，拼全力用脚踢、用手抠寻找收漏的胡萝卜，哪怕是筷子粗的一细根，寸把长的一小截也绝不放过。
突然，有人大声吆喝：“小狗日的，谁叫你们来捡萝卜的？”
听到喊声大家一哄而散，唯独我正在用手使劲抠那挖断后深埋在地底的半截胡萝卜，眼中只有胡萝卜，根本没有过听到喊声。
“啪”
地一声不知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我的屁股上，顿时感到火辣辣的疼，我回过头来一看，一个满脸黑霜怒目圆睁的彪形大汉站在我的背后，这时我一边哭一边继续抠那尚未抠出的半截胡萝卜，“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打到了我的后脑勺上，眼前顿时金星只冒，一下子扑倒在地里，大姐拼着命地边哭边扑向那人，把我从凶神恶煞面前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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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哭了多久，也不知大姐哭了多久，虽然我那时只有六岁，但在我心中却留下了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三、草堂书童
饥饿也罢，体弱也好，只要有生命存在，就要挣扎着熬岁月、熬时光，在犹如严冬腊月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下，我总算度过了七个春秋，到了该上学启蒙的年龄，按照传统习惯，小孩到了七岁就该上学读书了，更何况父亲是受过一些旧式教育的，自然想到了送我上学这件大事那时离我家最近的小学是九里堰小学，虽说最近，但也有四五里之遥。
开学的前，妈妈给我精心赶作了一套新衣服和一双新布鞋，父亲给我买了两只铅笔两个作业本，奶奶从箱子底里翻出几尺咱家自织的深黑色的老土布缝了一个束口书包，那一针一线，一举一动无不包含着老辈子人对后辈子的希望，尤其是象我这样一个独生了更是如此。
六0年九月一日这天，全家人天还没亮就起了床，母亲忙着烧火做饭，为三姑、大姐和我准备早餐以及中午要带的干粮奶奶忙着为我换上新衣服，父亲为我收拾行装，三姑和大姐一再地为我讲述着我没见过的学校新鲜事，那架势仿佛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奠基工程，也许在他们的心目中就是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希望工程。
临出门时父亲千叮咛万嘱咐“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个学生了，我们家虽然不是书香门第，但我们祖上曾有过读书做官的人，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为我家争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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